February 6, 2017

Feb 6 即便距离首次问世已有三年，“一带一路”仍可说是2016年最热门的时事议题之一。随着中国近几年在国际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国际经济上的突出表现，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交流也逐渐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 就笔者于2016年所参加的几场学术会议而言，如6月在挪威卑尔根举办之“第十四届国际藏学大会”；7月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教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张家口·冬奥会与一带一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于无锡冯其庸学术馆召开之“国学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等，不少海内外与会学者对于历史时期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密切交流，愈来愈加关注。此外，笔者于去年8月与乌云毕力格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举办之“帝国与族群：第二届清朝与内亚工作坊”，以及在11月与滕华瑞（Gray Tuttle）教授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主办之“一带一路：中国、内亚与东南亚的历史交流”工作坊，更是直接以探讨历史时期中国、内亚与东南亚等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为会议主旨。根据笔者参加这些会议的经验，中外学人逐步倾向将中国史放置在东亚史乃至全球史的脉络中来理解；尤其在海外学术界，以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研究核心的取径，或者将中国孤立于其他周边地区的研究，已经遭遇到严重的挑战。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的口号风行于中国的当下，史学界将会如何应对并自发地产生现实关怀，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2016年11月11-12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与东亚系举办之”一带一路：中国、内亚与东南亚的历史交流”工作坊。图为哥大藏学讲座滕华瑞教授开幕致辞。 就本人较为熟悉的清史与内亚研究而言，笔者以为重视内亚与海洋史的多元视角，不仅能为中国研究本身注入新的活力，更可以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对东亚、内亚与东南亚的过去与未来，提供更为深入的分析，进而反思过去中国研究中的传统范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清史、内亚史与海洋史研究的对话与交流，不仅有助于区域研究的整合，亦能通过中国周边地区的多元视野，动态地考察“中国”这个概念的形成与历史变迁。适逢新年之际，应澎湃新闻之邀分享去年的阅读收获，笔者是以不避孤陋，从清史与内亚学的角度分享一些相关的阅读心得，并旁及海洋史研究的近期成果，尤其是对于近十年出版而尚未受到中文学界广泛关注的佳作进行简介。然而囿于识见以及行文篇幅，难免挂一漏万，尚请读者指正。 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外史学界对清帝国性质的争辩，清朝统治的内亚因素受到广泛的讨论，这也使冷战后突然消沉的内亚学重新为世人所关注。而从美国传来的 “新清史”及其所引发的学术辩论，更是蔚为风潮，甚至引起许多原本不从事清代民族史研究的中国学人，纷纷跨足清史研究，颇有指点江山之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长期耕耘档案材料，精通多语种文献的清史研究者，却反而保持相对冷静的态度，却也造成他们的研究成果，相对为中文读者所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吊诡的现象。尤其当“新清史”争议在中国学界炒得火热的同时，被部分中国学者视为“新清史”思想根源的日本东洋史学界，却鲜有清史研究者做出相关回应。对照“新清史”争议在中国所衍生出的激情，日本学界对于学术分歧一贯的审慎与笃实的学风，或许发人深省。在部分中国学者耗费精力怒斥“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当下，日文学界在清史与满学研究上却持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日本京都大学荣誉教授河内良弘积二十余年之力，终于出版《满洲语词典》（松香堂书店，2014），为清史、满学与满文文献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读者指正。 关于中国东北民族史，京都大学教授松浦茂《清朝的黑龙江政策与少数民族》（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6）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杰作。本书作者运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和《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等大量满文一手史料，深刻爬梳了十七末至十九世纪清朝对黑龙江流域所进行的调查、八旗制度的引进、地方居民的集团移住以及东北毛皮贸易等课题，为探讨清廷中央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本书的第一部分，讨论尼布楚条约后清廷在黑龙江流域所进行的地理调查与国界勘定，笔者认为这些案例很可能反映出清朝作为前近代民族国家，已经具备一定的地理情报搜集整合能力以及类似于近代国境线的概念，这让笔者联想到几个相关的议题：如“国界”的概念，是否必然为西欧民族国家的产物？通观研究中俄在满洲与新疆的案例，是否有可能对作为历史产物的“国界”提供新的历史诠释？此外，关于地理认知与毛皮贸易网络的议题，似乎也可与马世嘉（Matthew W. Mosca）《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斯坦佛大学出版社，2013）与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即将出版之《皮草装点的世界：清王朝统治之下的野生生物、原始地带及自然边缘》（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斯坦佛大学出版社，2017）相互参照。 日本关于清史与内亚学的著作甚多，笔者无法一一在此细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原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教授细谷良夫编《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线：追寻田野与文书》（清朝史研究の新たなる地平―フィールドと文书を追って；山川出版社，2008）。这本论文集集结了十五篇来自日本、中国与美国清史研究者的论文，重点讨论清代八旗、清代档案中的地方社会以及清朝与蒙古等课题。本书题为“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线”，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日本“清朝史”与“清代史”这两种取径的不同。有学者认为倾向“清朝史”研究者多半通晓满文，强调清朝在政治、文化层面的满洲特性；而“清代史”研究者则偏向使用汉文材料，侧重于明清两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延续性。这种二分的说法或许不够精确，但也反映出重视满文文献与内亚视角的研究者，在日本清史学界可以说是雄踞一方；而侧重汉文史料的取径，仅仅是日本清史研究的一个面向。换言之，日本的清史研究并没有片面强调中原或者内亚其中一个面向，而是保持着相对多元的学术风气。有趣的是， 即便日本的“清代史”研究者多半使用汉文，却鲜有学人公开贬低满文史料的重要性，而“清朝史”研究者更是不遗余力搜集整理满文史料。反观中国学界，满文与汉文材料的使用者不仅比例悬殊，绝大多数的清史研究者对于内亚视角亦缺乏基本的认识与理解。回顾2016年，有中国学者为反对“新清史”，公开批判“满文史料的局限性”，竟把运用满文以及其他民族文字史料和“新清史”机械地画上等号，这不啻为一大憾事。中国自历史时期逐步发展为今日的多民族国家，清代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今日中国的清史研究者，若仍抱持着汉文史料独尊的心态，不能平等地看待满、蒙、藏、维等民族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这不仅是在学术上画地为牢，更有可能不利于建设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除了日本学者之外，近年西文学界的蒙古学与藏学研究也越来越关注内亚与清朝的交往。就笔者的阅读经验，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史卫国（Peter Schwieger）《达赖喇嘛与中国皇帝：西藏活佛转世制度的政治史研究》（The Dalai Lama and the Emperor of […]